《第一金融早报》:青春•时代

作者:游戏小说    发布时间:2020-03-31 00:30    浏览::

趁着毕业季和暑假的到来,《致青春》、《小时代》等电影因为其讨巧的“青春”噱头而获得了大众的关注。而之前那部饱受两种极端评论的《中国合伙人》,讲述的也是成功企业家创业的青春。

问:八十年代的中专有多难考?对此你怎么看?能比得上现在的一本院校吗?

热潮之后,总有质疑的声音出现:到底什么是青春?7月份,浙江卫视的某档新闻节目在做街头随机采访时,一个年轻男生面对镜头说:“只有好看的人才有青春,像我们这样的人就只有大学。”这在网络引起不少转发与评论。他无意中说出的观点似乎点出了消费型文艺作品和现实生活的巨大鸿沟:屏幕上虚构的世界里充满“校园”、“少男少女”、“浪漫爱情”等唯美意象,而实际上大多数人所经历的,却只有青春痘、自卑和自负、考试压力以及对未来的恐慌。

金沙贵宾会 1

日前,记者采访了四位分别出生于60年代、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的朋友,他们青春年代的经历与感受反映出时代的嬗变,让我们得以回味平凡却真实的青春故事。

在八十年代有初中毕业参加中师考试和高中毕业通过高考考取中专的经历。那个时候学子们真够拼的,但被录取者却廖廖无几。怎一个难字了得!

“知识改变命运”

当时初中毕业有两条路可走,一是考中等师范学校,二是上高中。但是前提条件是只有中师预选、正式录取后,再按分数高低才能被高中录取。三个班近200百学生中师预选了21名,又通过正式考试被地级中等师范学校录取了7名。能预选上的本来就是“尖子”生,而这1/3的录取者就是“精英”人才。如今的他们多的步入仕途,科级、县级干部。

金沙贵宾会,说到“青春”,大家都会不由自主地把它往很多“美好”的字眼上去凑。1974年出生的刘长庚觉得这种现象非常值得研究:为什么人们会在回忆年轻岁月的时候把不好的记忆过滤掉,只剩下单纯的美好?

被中师“淘汰”下来,去高中学习的,基本上也是各所学校的佼佼者,跳出“农门”是当时农家孩子的最大愿望,“天资”和后天的勤奋是他们更加地努力。待高二(或高三)毕业后,参加完高考,大专录取后也有被中专录取的。我当时上的是农业高中,两个班130多人,达到高考分数线的只有2名,中专分数线的还是2名。而这些中师是非师范类的,多在农业学校深造,毕业后全分配对口的行业。1人现在还是厅级干部。

“那时其实过得一点儿都不舒服,”他说。“高中时每天的生活里都是‘辛苦’,学习或者不学习的纠结,数学题、分子式,为什么隔壁的人考了90分、而我只能考70多分。”

学历是在教育机构接受科学、文化知识训的学习经历,但是从目前知识现状和文化水平,80年代的中师就是现在的三本水准,就是高中阶段的中专,也绝不至于一本。

上海理工大学传播系副主任刘长庚出生于山东聊城农村,说起年少时光,他提及最多的词就是“贫穷”和“艰苦”,“在我十八岁的时候,觉得人一辈子,只要有了电冰箱或者洗衣机中的一样就够了。”

是不是有点高抬自爱了。想想不应该不对呀!

贫困之下还有极其残酷的升学压力。初中升高中的录取率为2%,一届学生中能有两个考上当地高中就已属超常现象;而当地高考竞争的激烈程度直到今日也全国闻名,刘长庚那一届的76名学生中,有8名考上了本科高校,这已经超出平均水平一倍以上。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等专业学校分为初中专与高中专,分别招收初中毕业生、高中毕业生以及同等学历的学生。记得初中专是各地、市分别招生,参与西安市初中专招生的学校有市属航空学校、师范学校、农业学校、纺织学校、卫生学校等;高中专是省内统一招生,与高考结合在一起,实行“一条龙”,即一次高考,录取顺序为先大学,再大专,后中专,参与陕西省高中专招生的学校有省市属警察学校、旅游学校、商业学校、银行学校等。

现实之下,谈论教育质量很奢侈。老师们只懂得题海战术,督促学生不断地做题、背书、练习、用功。而学生们也都只能在这样的环境中依靠一己之力埋头苦学,“教室有人看书看到晚上十二点,刚要走的时候,赶早来看书的同学就已经来了——结果成了通宵的教室。”刘长庚说,“知识改变命运”这个信念深深地扎根在他的心里。

说到难考,是说初中专难考,高中专录取毕竟在大学、大专之后,难度也就稀松平常。

课外阅读成了救命稻草,淹没在题海中的文艺少年将它死死抓住。

那时,经过11年“文革”人才断层,考试制度刚刚回复,各行各业求贤若渴,初中毕业考取初中专,就拥有了“国家干部”的身份,保证就业,端上了“铁饭碗”,尤其对农村学生来说,意味着跳出了农门,吃上了商品粮。所以,初中毕业升学考试,考生的志愿一般是初中专、重点高中、普通高中。

“那时候我是语文课代表,老师动不动就高血压,经常去看病,就把办公室钥匙给我,”他说,“老师订了十年的《语文报》全都一捆一捆地塞在那里。我就一张一张地看——从此以后我的语文课就再也没有学过。”在这份学术类报纸上有着各种各样的文化知识资源,对于贫穷且枯燥的学生来说,可以像小说一般读得津津有味。

我是1981年初中毕业,考试科目为语文、数学、政治、物理、化学、英语(参考科目,不计入总分)。我们班为区(县以下管理机构)重点,学生基础好、老师水平高、班主任认真负责,全班64人,当年考取初中专12人,名列全县第一;我以4分之差上了高中,部分同学不上高中,继续奋斗初中专,经过补习,后又考取4人。

与此同时,十几岁的刘长庚开始读《红楼梦》。不光看,还做笔记,抄了四大本的名句名段。有了这两项作为文学积淀,等到高中时期做语文试卷,他甚至可以判断出出题者的意图与水平。

那时毕业生多、初中专招生少、录取率低,估计不会超过1%,难度肯定超越现在的一本院校,能够考取者绝对是尖子生。正是因为初中专拔了尖子,才给我等资质平庸者留下了日后进入重点大学的机会。当然,也有极个别天赋异禀、胸怀大志者第一志愿是重点高中。

1985年,刘长庚还在山东农村的中学里纠结着考分排名,并偷偷享受着阅读《语文报》带来的快乐时,在江西赣州长大的罗岗已经结束了艰苦枯燥的中学时代,来到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成为“高级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员。

我是1986年考上大学的,但我佩服83年考上中师中专的,他们如果读高中,必然进入全国前30万,我只是 86年的高考前40万人左右而已,而且我是没有考上中师中专才读高中的。

罗岗出生于1967年,如今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他说,当年刚入校的时候,大家一起聊天时发现,虽然同学来自全国各地,但看的都是差不多的书、关注几乎一样的电影、讨论的也都是差不多的问题。

80年代的人,都以跳出农门为荣,中师中专包分配 (吃皇粮)。如果你考上中师、中专,那么全村人都知道了。能够考上中师中专,那么他的成绩应该在前2~3%。

“并不只是中文系,其他系的人同样有差不多的爱好,”他说。“80年代与现在交通发达、信息传播快的情况不同。当时因条件限制,人们对文化的理解不像现在这样宽泛。比如说,当时没有今天这样大规模的流行文化,也没有如今这么多休闲读物,所以大家都爱读(纯)文学——我觉得这是80年代一个最主要的特征。”

不过,那个时候的中师中专的课程安排,也就相当于高中的课程安排,一个中师生毕业,如果考大学的话,是考不上的(一般也没有允许考大学全日制大学)。

罗岗高中时用自己的零花钱订阅《文史知识》,到了大学开始看《读书》杂志。“订阅”这个行为表示对那本期刊的特别喜爱,希望不落下任何一期,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成了爱书者每年例行的“仪式”。

80年代的大学生水平必然比同期中专毕业的知识水平高,发展空间更广阔。尽管80年代是二流水平的学生读高中考大学,但是通过高中读书,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全国大学每年录取50~60万人。大学的课程设置档次比中专设置高了一个档次。

“通过《读书》杂志,我们分享了当时读书界和知识界很多知识,”他说。“虽然当时大学一年级,很多东西不是非常懂,但那时的知识不像今天这么专业化,门槛也比较低,我们也就进入了这个文化氛围中。”

80年代考中专的难度不亚于今天考985大学的难度,但是中专因为课程设置和今天中专课程设置差不多,毕业后的水平也就是高中水平。单从文化水平来看,比现在的三本也不如。

相比于十年之后也将开始自由享受阅读盛宴的刘长庚,罗岗更加与时俱进,本身就已经处于改革开放之后的一波思想学术大解放潮流当中。他回忆起关于买书的细节,仿佛一切历历在目。

八十年代的中专生,今年五十有二。唏嘘当年苦读岁月,至今记忆尤新。

“买书就是一种业余生活。”他说,“以前我们去买书,第一站是上海美术馆(旧址),那里有一个‘全国新书展厅’——骑着自行车从中山公园出来,沿着南京路到这里。第二站是南京东路新华书店的‘学术书苑’。看好以后,去福州路的中国科图,然后是上海古籍书店,结束以后骑车回来。后来南京路改成步行街,我们就先把车放在南京东路。”

当年求学有三难。

这样的“买书一日游”,成为罗岗学生时代最为热衷的休闲项目之一。“还有拉着拉杆箱来宿舍卖书的同学!很多都是盗印台版、港版的西方学术书籍。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们这些书是从哪里来的。”他说。

一难,家中生活难,由于当时经济困难,绝大多数农村家庭条件都很差。初中住校食宿自带干粮咸菜,每周往返一趟。夏天每周后几日馒头有时轻微发霉,剥掉皮吃。冬天馒头裂皮干硬泡在白汤水里吃。学校饭莱是老师或极少数的学生才能吃得起的,一般的学生每顿能吃上咸菜就很不错了。至于服饰,哈哈,现在都不好意思说了,连基夲的替换衣服都很少有。中学时代因生活困难发生过很多尬尴或有趣的生活小故事。至于零花钱那是不敢想的事。

拉杆箱里卖得最好的,往往是西方学术著作。虽然那时已经有了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一系列“黑皮书”、三联书店出版的诸如《文化世界与中国》等一系列著作,但当时的翻译量还是无法满足读者的胃口,于是就会有出版商将港台的书引进,或者再版民国时期翻译的书。据罗岗回忆,当时最有名的就是尼采的那本《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每出一本新书大家都会去书店抢购,一段时间之后畅销书就断货买不到了。

二难,学校设施改善难。学校那时还没有通上电,晚自习照明用汽灯,有时自备焟烛。食堂提供溜热馒头。早餐白汤,中餐开水,晚饭咸汤。无学生宿舍。住校生都是投亲靠友或借居于破危土坯民房。夏天热晕,冬天冻死!

为人子女

三难,考学难全县几千名初中毕业生,口只有一百多个中专名额。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

刘长庚出身于农民家庭,从他考上大学,后来又去复旦读了博士,父母在村里的地位也一升再升。对比他和父母的关系,1985年出生在成都的朱金泰受爸爸妈妈的影响要大得多。

本人1981年参加高考。当时规定先要通过预考才有资格高考。记得预考后返校,我班50多人剩10来个同学上课。老师非常敬业,晚上还组织学习。高考成绩出来,我班共三人考上学校,我也名列其中。后来才知道,当年长沙市考生高考录取率为百分之二点四。即一百个考生有二点四个招录指标。校长说这是预考后的录取率。如果真是这样,考虑到预考刷掉了百分之五十的考生,长沙市1981年本科、大专、中专的实际录取率为考生总数的百分之一点二。即一百个学生中有一点二个能继续学习深造。我不太清楚现在一类大学的录取率。如高之,则当年高考中榜者皆可入学。如低之,则一类大学的生源质量确实优秀。

“我爸是个文艺兵,平时根本就不管我,我上高中时他连我学文科还是理科都不知道。”他说,“但后来高考选专业,他就突然强势了一把——那天下午就去给我报了广院(即中国传媒大学)。”

这里所说的中专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初中毕业通过中招录取的中专(中师较多),俗称“小中专”,也就是现在的中专。一种是高中毕业通过高考录取的中专,俗称“大中”或“大中专”。两种中专都很难考。

朱金泰回忆,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父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少年时期没有什么社会经验,高中时从家里走到学校不到五分钟,基本上全部的世界也就是在这五分钟的步行路程里,很难理解古诗词和课文里讲授的那些人与社会的事情。直到后来离开了家,上了大学、有了工作之后,他才恍悟曾经学过的那些道理是什么意思。“所以当时让我选择人生道路,这种事就是扯淡。”他说。

小中专是初中生中的佼佼者。当初高中阶段教育尚不普及,初中毕业能考上中专和高中的寥寥无几,绝大多数初中毕业后就不上学了。能考小中专的,基本上相当于现在重点高中的重点班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