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新媒体与社会文化力量的崛起

作者:仙侠小说    发布时间:2020-01-20 01:22    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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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以“新媒体”作为一种方法来回顾民国初年的文学文化,把文学传媒所涉及的政治与美学、性别与阶级、真实与虚拟等方面与社会现状、文化空间、权力关系及其历史流变相联系,可在某种程度上描绘出当时当地的社会景象和趋势。在晚清以来城市传媒发展的基础上,这些副刊与杂志集文学、戏剧、美术和电影为一炉,以消闲娱乐为导向,大多以西画风格的名花美人为封面,内容有关中西文学、时尚服饰、戏剧与电影,如《礼拜六》上的美国女游泳家、电影制作等图像。1914-1915年出现的《民权素》《礼拜六》《中华小说界》《香艳杂志》《女子世界》《繁华杂志》《小说新报》等十余种杂志皆遵循《小说时报》的封面范式,更增强了名花与美女的搭配,将古典传统与西画技法相融汇,与民国建立后强调文化本位有关。

4月15日晚,华东师范大学罗岗教授做客1356期人文讲座,作了题为“想想城市的另一种方式:城市研究与上海的文化传统”的演讲。他从历史学和传播学的角度,剖析了近代上海的城市发展与市民文化繁荣。上海与武汉的“双城记” “都说上海和北京、上海和香港是现代中国的两个‘双城记’,却很少听到把武汉和上海联系在一块的。其实在近代史上,上海的崛起和武汉是有着密切的联系的。”罗教授开篇就把主题和我们身处的城市联系起来。 罗教授说,上海崛起的前夜,武汉是清末最繁荣的城市之一。作为‘九省通衢’的武汉,是连接内地与中国唯一的对外贸易港——广州的中转站,进出口的货物在武汉通过长江和陆路源源不断的流向广州,武汉得以极大的繁荣。 “鸦片战争彻底改变了‘武汉-广州’的双城格局。”罗教授说,“《五口通商条约》的签订,正是上海从小县城发展为大都市的起点。”罗岗教授说:“上海开埠后,立即因其绝佳的地理位置,吸引了大量进出口物流,广州的贸易地位一落千丈,武汉也难以幸免。另一方面,太平天国运动的战火给沿江城市来毁灭性打击,自然也包括武汉。而上海的租界因太平军信奉基督教,而免于战火。在外国租界的拉动下,上海迅速发展。二三十年后,他一跃成为远东的大都市。” 金沙贵宾会首页 2金沙贵宾会首页 3

关键词:小说;文学;媒体;文化;妇女;政治;共和;图;革命;女性

“鸳鸯蝴蝶派”非复古,是城市文化产生的标志 任何年轻的城市或国家,迅速崛起后必然显出文化积淀的单薄。但为何上海能在城市飞速发展的同时,又在19世纪末成为江南的文化中心呢? 罗教授分析道:“其中还是有太平天国的因素。因为战争,原来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文化逐渐向上海转移,转移过程中又和西方舶来文化相融合,形成了独特的海派文化。更为重要的是,上海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城市文化,这在当时的中国是独一无二。” 他说,现代意义的城市文化的标志就是大众传播媒介的兴起。当时的上海具备了大众传播媒介兴起的条件,一是技术条件,西方先进的印刷术,促进了报纸等媒介的发展。二是社会条件,现代工商社会形成——报纸的赢利由销量转为广告——商业的广告需求刺激了报纸的扩版——扩版促进副刊的产生——副刊成现代文学最重要的阵地。另一方面报纸杂志有了固定的读者群——“白领”。作为“外企”的职员,他们有固定闲暇时间,有购买能力又有文化程度,对新闻的需求自然产生。 金沙贵宾会首页 4“上海文化就是新型的传媒文化、市民文化。”罗教授总结到,“‘鸳鸯蝴蝶派’,你们可不要以为它是封建复古的象征,恰恰相反,它所代表的就是上海兴起的市民文化,该派创办的近代文学杂志《礼拜六》甚至打出了这样的宣传语:‘宁可不娶小老婆,不可不读《礼拜六》’,可见当时上海市民文化的发达。” “我们要的不仅仅是地标” 罗岗解释“想象城市的另一种方式”:“不仅去看所谓的地标建筑,更要去看看城市在保护文化传统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方面做得如何。” 作为总结,罗教授引入了上海城市文化中的“精英文化”与“市民文化”。精英文化是“去地方性”,他们会让高楼大厦、商业中心占据城市。“市民文化”是真正能代表地方文化传统特色的。 结合现场听众关于江汉路与南京路的问题,他坦诚:“我没去过江汉路,不好发表评价。但我对南京路的改造还是有一定看法,改造过程中一味地追求国际化,不注意传统文化的保存,严重破坏了南京路的商业氛围。有99年历史的‘洪祥百货’的被迫拆迁就是一个鲜明例证。” 一位听众问道:“上海在近代是传媒文化中心,但现在众所周知,广州的传媒业明显发达于上海,是什么原因?”罗教授认为:“是两地传媒人的差距问题,而是改革方式的差异。广州是‘大社会,小政府’,传媒业的自由度高,更敢说真话。而上海的政府主导力明显强很多,传媒业受限制太多,现状失望,《文汇报》这一百年老报的衰落也印证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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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贵宾会首页,记者团 钟声 陈敏 摄影报道

  以“新媒体”作为一种方法来回顾民国初年的文学文化,把文学传媒所涉及的政治与美学、性别与阶级、真实与虚拟等方面与社会现状、文化空间、权力关系及其历史流变相联系,可在某种程度上描绘出当时当地的社会景象和趋势。

罗岗,出生于 1967 年 9 月。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 20 世纪中国文学。 所教课程 :中国现当代文学、晚清小说研究、视觉文化导论等。 发表论文 : 《人和城市:一股新的审美思潮》、《现代派文学的中国接受研究》、《文化·审美·创新——当代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创作的文化背景问文学评论》、《论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人生此境——怅想弘一法师》、《边走边唱——都市音乐人的精神困境》、《微命——浔僧——曼殊和尚》、《学会聆听》、《记忆与遗忘》、《重复的梦魇》、《寻求“第三条道路”》、《文学香港:想象城市的一种方式》等等。 专著 : 《生命风景线》、《无声的黄昏》、《20世纪中国文学史论》、《记忆的声音》、《批评空间的开创》、《梅光迪文录》、《面具背后》等。

  “新媒体”成为当下全球数码时代的独特标志,其命名伴随着社会形塑、资本畅通与美好未来的拟像视界,以史无前例的万媒齐飞的方式与速率在运动。“新媒体”带来环境与人的关系的新观念,也为历史研究搭建跨界运动的新平台。把媒体作为审视历史的方法,能把观念与技术的辩证关系放回到天平上反思一些思想史文化史上的神话,对于各种文化理论也会有一种批判的整合。宋代印刷术的流行是一个节点,当四书五经可从书坊购得,经典的官方垄断被打破,其阅读和理解被私人化,于是有了话语与学派的竞争,宋代理学得以兴起。朱熹编《四书》标志着历史观念的革新,是一个时代的社会运动的结果,其《朱子语类》在印刷、口语记录及经典传授方式等方面都显出媒体带来的变革。媒体是方法,是运动,之所以“新”,乃新观念与新技术在特定时空中的撞击与裂变,产生的“势力场域”给政治、伦理、文化与象征等各种“资本”注入新的动力,围绕着新的轴心组合与建构。

  从传播学角度看,“城市本身就是一种媒介”。最近黄旦认为1872年创刊的《申报》标志着“上海进入了新媒体时期”。《申报》以“新报之事,今日之事”这八个字作为口号,把报纸与城市空间相勾连,一面在报纸版面上可看到论说、商业、社会新闻、广告等一字排开,一面与之相对应,城市“基于各种网络的流动和交换,是八面来风,五方杂处的中心地:货物、人员、服务、文化、记忆乃至于新闻等,无一不在流动交往之中”。报纸还为“骚人韵士”提供“短什长篇”的发表园地,由此孕生出一种新型的洋场才子(《城市传播:基于中国城市的历史与现实》,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页223-236)。的确,这些年来有些文学史学者从报刊杂志、广告等传媒来考察文学的历史形态,就不再局限于作家作品的批评,而把文学看作话语或风格竞争的场域,更延伸到与城市文化的联系,但视野似乎还不够宽广,还需要把文学传媒所涉及的政治与美学、性别与阶级、真实与虚拟等方面与社会现状、文化空间、权力关系及其历史流变相联系,而作一种有机动势的描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