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采访者团与“北大愤青教师”郑强面对面

作者:仙侠小说    发布时间:2020-01-20 01:22    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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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贵宾会首页,11月20日上午九点,“科学精神与实践”讲座联手白云黄鹤BBS、喻园网视重磅推出“与郑强教授面对面”在线访谈。作为唯一进入演播室的校园媒体,记者团对素有“浙大第一愤青教授”之称的郑强教授进行了面对面的访谈。 记者团:中国青年报曾称您为“浙大第一愤青教授”,而在当今主流社会,不少人认为“我们应该少一些愤青,多一些冷静的实践者”。对于这些说法,您本人有什么看法呢? 郑强:我的夫人就是语文老师,当时我看到这个称谓还特地向她讨教,问她这个名词是夸奖人啊,是褒啊是贬啊?她认为如果是一个很老的人,人们认为他年轻的话就是好的表扬。那么,同学们谈到关于现在我们的国家需要什么样的人,我认为任何一个事情都有两面,恰恰我们对人文学科的人,需要他们冷静对待社会、国家,而不是好高骛远的鼓动。但是对一个理工科的大学背景的,我们希望他们不管是做学问还是做研究,需要多一点人文我觉得我作为理工科的教授,我认为有一点人文是一种骄傲。最近我们都在谈到对理工科大学生的培养,我们说不是要把同学们培养成只有技能的人,而是有文化的人。 记者团:那愤青是不是就是一种激情? 郑强:应该讲我就觉得跟背景有关系,每一个人我们谈一个事情都不能离开他的背景。中国青年报、浙大的学生包括很多网友给我安上这个称号,我认为恰恰是对我的认同,还有很多媒体像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开玩笑的说,北大的教授见到我就很惊讶,他们认为游行、倡导中国社会主流的事情都是北大的老师做的事,但在浙大这样一个以理工见长的学校能出这样的教授,他们感到很惊讶,实际上这是很正面的事情。我觉得我们的国人需要激情。你们最近在看长征的时候,在回顾长征的时候,我们的红军之所以能在艰苦的环境中走过千山万水靠得就是革命的激情,像毛主席有诗人的浪漫,但不只是诗人的浪漫,还有革命的境界。如果搞任何一件事情没有激情,是做不好的。 记者团:您的身份是一位教授,您也十分强调教授应该教书育人,您指出过“教授的专长在于教书和做学问。”现在很多教授因为担心科研时间受影响,连课都不愿意上。可是如今,您却经常在全国各地演讲,涉及的内容也多为中国教育的弊端,这无疑会影响您科研教学的时间和精力。这不是一种矛盾的做法吗? 郑强:当然,我历来都讲,一个人的时间是守恒的如果一个人既要做好这件事又要做好那件事是不容易的。现在就要问,大学教授究竟是做什么的,我一再强调,大学教授和中学教师是的不同在于,我们觉得走两端都是不对的,如果只是在黑板上教书,那就成了中学的延续。真正知识的传授,我们之所以说是教授而不是教师,在于教授不是简单的知识的传授,是传道,还有精神的引领,那么精神引领就是大学教授根本的职责。如果大学教授没有掌握前沿的知识,只是死讲书本,绝对不是一流的教授。我们经常在讲,一个教师怎么才算好老师,我们有一个著名的院士,也是中国著名的医学家,也是我们浙大医学院的院长,他最近有一次演讲谈到“三流的教授上课讲书本,二流的教授会讲一点方法,一流的教授引领人生,给学生以精神的滋润和培养。”所以,我传播理念的收获要大于得到某个学术奖项的收获还要大。金沙贵宾会首页 3记者团:我们华中科技大学在杨院士的倡导下建立了语文水平考试制度,过不了也是拿不到毕业证的,您认为这种检测标准过分吗? 郑强:我不会因为今天在华中科技大学就吹捧华中科技大学,因为这个事情我是刚刚听说,所以我保留自己不同的看法。我们不应该走极端,实际上对一个人的文化的判别不是用考试来衡量的。难道中国的农民文化水平就不如大学教授,他就没有民族文化吗?他在街边卖葫芦,卖红薯,体现的也是一种民族文化。我们在衡量一个人有没有中国文化的时候,不是看他通过了几级,而是看他骨子里有没有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当然我也觉得杨叔子院士的做法也是不得以而为之,本来这个工作不应该来大学来做,而是应该让中小学来做,给中国孩子打下坚实的民族文化的基础。 记者团:您提到过:“中国学生到日本要交手续费,到日本留学是为倭族人打工,好不容易挣点钱交了学费,读完博士在日本的公司就职,当劳动力,挣了一笔钱后要回国了就买了家电,把钱全给了日本人。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件事,这里面都是经济问题。这就是素质教育到底是什么。”到底什么是经济问题?是不是说郑教授也抵制日货?这和素质关系又有什么关系? 郑强:这只是一个通俗的比喻,我说的是一个现象。我们反思,我们培养人才目的是什么?到底要不要强化民族性?提到日货问题,我以前的车是丰田的,浙大的学生也给我提了意见,觉得我怎么会买这么个车,后来我换成了奇瑞,当然,不是因为同学提意见的要求。抵制侵略国家的货是一个方法,但我们国家现在不是做这个的时候,归根结底不是抵制日货的问题,而是怎么样来支持我们民族产业的问题。根本是外资在我们国家到底占多大比例,有没有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同学们的爱国热情是需要爱抚的,但也要讲道理。我们要看买货的人动机是什么,是用来干什么的,是用怎样一种心态。举个例子来说,郑强老师买这个车如果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服务,在抗日战争时期就相当于端着日本枪上战场。也许有人说我狡辩,我的意思是它在为什么而服务。如果买这个车会对民族整个产业有影响,我们就要好好思考一下了,但实际是我们现在的数量还不足以。有很多人去买东西,开口就问是不是原装,甚至售货员会主动的不用你开口就说这个东西哪些是原装的,这个是很可怕的。我们现在的学生有这个警醒是很令人钦佩的。但我们还是要辨证处理,如何控制这个度,让我们民族的东西来占主导,这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金沙贵宾会首页 4 记者团:中国的留学生一出去就不回来的,您怎么看这个现象,您认为留学有什么用? 郑强:你们以为是因为外国富吗?你这个话二十年前还可以说,但现在并不是这个样子。我今天不是为教育部长说话,也不是为教育部说话。中国政府对基础教育一直是非常重视的,也进行了很大的投入,如今中国基础教育的硬件条件也是相当好的。起码在浙江大学的校园,大学生生活可以说是很多百万富翁们所向往的。我深思后,觉得其根本原因是中国的教育出了问题,让中国人的境界和文化根基发生了动摇。我在这里想以真诚之心奉劝中国的青年,如果你真的觉得自己是人才,我希望你在自己的国家,在我们民族的土地上做一个有尊严的人,真正能实现自己价值的中国人。我看到了很多优秀的中国人出去了以后反而变的平庸,他们仿佛吃了麻醉药一样,过着一种我很不明白的生活。我非常不理解许多并不富有的家长挥金如土,花几十万上百万的钱送孩子到国外读高中,读大学,可以说我是非常不看好的。 记者团:曾经危岩教授也说过国内的大学的硬件在国际上是达到了一个相当的水平,但软件还需要改善,您怎么看? 郑强:什么是软件?最大的软件就是精神!现在已经到了很危险的地步,如果软硬件时衡,不仅不能让我们的民族精神得到提升,反而会摧残我们的民族精神,我就问你们,你们在鸟语花香的环境中生活了四年,我们怎么敢相信你们毕业后能到艰苦的地方去?你们不能适应艰苦生活,但这个不怪你们。 有很多人不负责任,对你们进行捧杀。我可以告诉你们,现在不是你们找不到工作,是艰苦的地方你们不去,好的地方不容易找到。我认为,树立一个做人的根本准则和培养不怕吃苦的精神比获得一个什么学位更重要。 记者团:您对大学生的自我发展有什么建议? 郑强:简单一点,实实在在,真本领!现在不知道是谁搞的名堂,天天搞招聘会,搞得人心浮动。我告诉你们,我要谴责他们!不是你们找工作,是人家在找你,选择你。 规划人生的根本是把握现在,把握现在大学的生活学习机会,只有这样才可以考虑未来。另外,对专业的热爱是我必须强调的。有很多人一进大学就说这个专业我不喜欢,专业和爱情是一样的,热爱都是培养起来的。为什么老科学家爱自己的专业?付出才会热爱!他们不知道花了多少时间在专业上面。所以,付出才有爱。

记者团:谢泳教授您好。从编辑到教授,从学术个体到大学老师,您是怎样适应这个生活状态的改变呢?

谢泳: 人都是趋利避害的,山西自然环境和待遇都没有这边好。事实上,角色的转变我并没有感到特别不适。毕竟我在作协系统工作了二十多年,在学术研究和写作实践上和常年在高校的老师相比还是有些优势的。唯一的问题就是现在课多,比较忙。

记者团:您的学生评价您的课严肃沉重。

谢泳:这个评价还是很真实的。我还是愿意把自己真实的研究经验和同学分享。我为本科生开始《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一句话一定是“教科书是最差的书”。所以同学们最好多涉猎各方面书籍。我个人比较推荐的关于中国现代小说的两本书是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和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大家有兴趣可以找来一读,对于了解现代文学很有好处。

记者团:您曾在《中国早期现代回忆录》中提到,“北大、清华只用来十几年就达到了一流水平”。而当今大学地位却令人堪忧。您觉得和上世纪五十年代相比,现在的情况有怎样的变化?

谢泳:整体上来说水平还是下降了。例如数学,当时有华罗庚等十几个人在数学上的研究处于国际领先水平,而现在还能在哪个学科找到如此强大阵容呢?理工科尚且如此,人文学科自然更不用说,甚至可以说,我国的人文学科在国际上基本是毫无地位的,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应该有一些自省能力。

记者团:您曾在《中国青年报》冰点特稿《过去的教授》一文中提到教授的“自由流动”、“说痛快话”和“授课自由”让人印象颇深。那么现在你在大学教书后是怎么看的呢?

谢泳:“自由流动”的核心还是经济。考虑到经济承受能力,真正能够自由流动的教授还只是顶尖的少数。过去教授收入在所在阶层中比较高,买房安家对他们也就是两三个月工资的事,而现在就不一样了。对于言论自由,核心是我所讲的话能否进入公众传媒。从经验的实际来说,我的讲课还是比较自由,自由的空间也还在逐步拓展,但尚未达到理想状态。

记者团:我们这想了解您对于大学教育,对人才的培养的看法。您曾经说过自己自己“不算安分守己的人”。

谢泳:近十年来,高等教育呈现一种扩张的态势。但因为资源的稀缺,在各个行业中,大学依然是一个“好单位”。随着学历制度的完善,对想进入大学从事教师行业的人来说,需要高学历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高校教师中,四十岁以下没有博士学历的人是比较少的。应该说,这是具有相当合理性的。也有利于行政方面的操作和管理。但是,学术是一个复杂的东西,强调学历并没有错,但并不一定非要拥有完整学历的人才可用。在专业上实践较丰富的人可以有这样一个特殊通道,进入大学把自己的一些实践,一些经历告诉同学们,也是很有好处的。对于理工科而言,可能由于强调专业性和协作性,这一点还表现的不明显。但对于人文社科来说,学历与水平并不是严格一一对应的关系。如果在某些方面个人有强烈的兴趣,读书广泛,而又确实有自己的特长,是可以考虑请进大学的。比如一个长期在媒体工作的编辑比一直在学校里读新闻专业,从没实践过的人来说,对同学们的好处可能更大。我们现在的大学,也可以邀请一些作家,学者或者官员来讲授,这样不同的人生阅历,各学科特点的结合会使大学生态也更加丰富和多元。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制度管住中等才能的人,特例留给特殊才能的人。”金沙贵宾会首页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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