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破轻立,新诗的痼疾

作者:奇幻小说    发布时间:2020-01-20 19:21    浏览::

  信息时报12月24日C2版讯近日,“放歌岭南唱大潮——柳忠秧《岭南歌》诗集发布会暨诗歌研讨会”在广州举行。本次会议由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等单位主办,邀请包括蒋述卓、陈世旭、吕雷在内的数十位知名学者、作家和批评家出席。与会者以柳忠秧的长诗《岭南歌》为切入点,就当前诗歌创作中“新”、“旧”诗体之间的关系,古典主义形式与当代生活之间的关系,以及岭南文化的历史挖掘等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新诗是中华诗歌的现代形态。百年新诗发展到今天,必须在“立”字上下功夫了,新诗呼唤“破格”之后的“创格”。许多诞生之初就出现的问题至今仍然困扰着新诗。中国是诗的国度,诗从来就是文学中的文学。但是,新诗却失去了文学王冠的位置,到了新世纪,处境已经越来越尴尬。

由楚人唱岭南引发的文化思考

金沙贵宾会vip线路,新诗需要在个人性与公共性、自由性与规范性、大众化与小众化中找到平衡,在这平衡上寻求“立”的空间。当年梁实秋在《新诗的格调及其他》一文里说过:“新诗运动的最早几年,大家注意的是‘白话’,不是‘诗’;大家努力的是摆脱旧诗的藩篱,不是如何建设新诗的根基。”其实,岂止“最早的几年”,重破轻立,一直是新诗的痼疾。当下的新诗面临三个“立”的使命:在正确处理新诗的个人性和公共性的关系上的诗歌精神重建;在规范和增多诗体上的诗体重建;在现代科技条件下的诗歌传播方式重建。推进三大重建,新诗才能摆脱危机,重新成为中国文学的王冠。

  12月13日下午,我们来到广州市长大厦,天河北林立的高楼群中几乎闻不到一丝古典诗词的气息。然而,一场关于古典诗歌与当代生活的讨论正在这里进行。20年前,生于楚地、深谙古典文化的柳忠秧来到广州,客居在这个充满繁华与诱惑的城市,多年来致力于复兴古体诗的创作。在《岭南歌》中,他从旧石器时代的马坝写起,历数岭南历史上的风云人物和事件,从“反秦自立保民安”的南越王,写到“小球大道”的容国团,再到“财通七洲”的广交会。全诗长300多行,以古典诗赋的形式和韵律为基础,融合当代元素,试图用这种方式来打通“新”、“旧”诗体之间的楚河汉界。   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主席蒋述卓在研讨会上说:“我觉得柳忠秧作为一个楚人来到岭南,对岭南的历史和文化有如此热情,而且能写出这么好的诗歌,我深深为他的热情、才情所打动。他的诗歌大气、豪放,有激情和学识上的准备,也有自己的探索。尤其是在语言、诗体等方面,都有自己的勇气和胆识。”   柳忠秧的尝试,把一些困扰中国当代诗歌创作多年的问题又提了出来:古典气韵与当代都市生活有着怎样的联系?古体诗能在当代复兴吗?包括广东第二师范学院教授熊国华在内的多位学者以《岭南歌》为例,从文学史的角度分析了“新”、“旧”诗体可能的结合道路。华南理工大学教授徐肖楠则指出,复兴古体诗不应仅仅借鉴古人的创作形式,而应该将古典精神与当代生活进行交融。

重破轻立最明显地表现在诗体重建上。长期以来,不少诗人习惯跑野马,对于形式建设一概忽视甚至反对,认为这妨碍了他们的创作自由。新诗是“诗体大解放”的产物。在“解放”后的第二天,从“诗体解放”到“诗体重建”本是合乎逻辑的发展。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开始昙花一现地流行的这样体、那样体,可以通称为“口水体”。“口水体”放弃新诗的诗体规范,放逐新诗的诗歌审美要素,加深了新诗与生俱来的危机。

什么“体”并不重要

新诗近百年的最大教训之一是在诗体上的单极发展,一部新诗发展史迄今主要是自由诗史。自由诗作为“破”的先锋,自有其历史合理性,近百年中也出了不少佳作,为新诗赢得了光荣。但是单极发展就不正常了,尤其是在具有几千年格律诗传统的中国。考察世界各国的诗歌,完全找不出诗体是单极发展的国家。自由诗是当今世界的一股潮流,但是,格律体在任何国家都是必备和主流的诗体,人们熟知的不少大诗人都是格律体的大师。比如人们曾经以为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写的是自由诗,这是误解。就连他的著名长诗《列宁》,长达12111行,也是格律诗。诗坛的合理生态应该是自由体新诗和格律体新诗的两立式结构,双峰对峙,双美对照。

  柳忠秧的诗到底属于古体还是新体,还是像一些评论那样将其称为“新古体诗”,或者“新辞赋体”?关于这点,在研讨会中并没有取得一致。学者们更加关心的是古典诗词与现代诗歌创作之间的关系。或许什么“体”并不重要,重要的在于这种将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进行结合的写作方式,它能够给当下的诗歌创作带来什么样的启示。   熊国华认为,中国新诗目前还没有找到确定的形式。新诗的形式如何,古典诗歌的文化传统在当代又应如何传承和变化,这是现当代学术界最纠结、最前沿、也是最困难的课题之一。“古体诗一般是比较整齐的五言诗、七言诗,有的偶尔加一、两句三言、四言,但是《岭南歌》是以四言、七言为主体,还加入了很多其他的句式,加入了很多现代汉语,所以说它是新古体诗显得比较牵强,不那么准确。柳忠秧对汉语的单音节文字有非常好的理解,传承中国古典诗歌的优良传统,让汉诗在现代再现光明,大胆地追求鲜明的中国风格和民族特点。”   诗人杨光治也认同这种看法,他指出柳忠秧不仅使用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也同样会使用明清时期的汉语。“总之是汉语他就用,他写的就是汉诗,这样做增强了文化的底蕴。”此外,他也就新诗是否需要押韵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不管是否押韵,只要符合音乐感、体现语言节奏即可。“押韵更好,不押韵也行”。

自由诗急需提升。自由体诗人也要有形式感。严格地说,没有形式感的人是根本不能称为诗人的。西方的“诗”字源于古希腊,原意是“精致的讲话”,孔子说的“不学诗,无以言”与之相似。自由诗是舶来品,它的冠名并不科学。并没有自由散文、自由小说、自由戏剧,何况以形式为基础的诗呢?凡艺术都没有无限的自由,束缚给艺术制造困难,也正因为这样,才给艺术带来机会。艺术的魅力正在于局限中的无限,艺术家的才华正在于克服束缚而创造自由。当自由诗被诠释为随意涂鸦的诗体的时候,它也就在“自由”中失去了“诗”。自由诗是中国诗歌的一种新变,但是要守常求变,守住诗之为诗、中国诗之为中国诗的“常”,才有新变的基础。提升自由诗,让自由诗增大对于诗的隶属度,驱赶伪诗,是新诗“立”的美学之一。